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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FOCAC蓝下,想起我与非洲的一件小事

在非洲居住生活的两年半时间里,总会有人问我如何看待在非洲的生活。我先抛开600亿美元的多少不谈,我想讲讲曾引发我思考的一件小事:

事情发生在内罗毕一个的普通下午,我与一个中国朋友J相约去一个商场的餐厅午饭。我们本相约十二点前后,可下午两点仍不见动静,我开始心生着急。过了不久,朋友J打来电话,听他喘着粗气的声音似乎遇到了麻烦。

“我在街上被警察跟着了,我有点害怕,你快过来找我。”J美国本科毕业后就来到非洲工作生活,不长不短已在南非和肯尼亚等地度过四年。我印象中的J久经沙场,这样的场景还真与我的印象有些背道而驰。

“你在哪?”我试图搞清楚发生了什么。

“我在一个酒店的厕所里,他们已经到门口了”,J随即说出了一个离我不远的酒店公寓的名字。我立刻收拾东西驱车前往。

到了酒店,J已被三个便衣警察从厕所“拎”了出来,他们的面前还站着一个面相和气的中国人,他是这间酒店公寓的值班经理。后来我了解到,这间位于内罗毕西土区(Westlands)高档住宅群中的酒店公寓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合资开设的,我们到来时刚开张不久。

到了酒店,我试图搞清楚现场情况:简单来说,J和室友住在西土区,为了赴我午餐之约,本打算直接从家里小跑过来,因此随身既没带背包也没携带证件。跑到这间酒店附近,他发现一辆GK打头的车辆正跟在他身后(在肯尼亚,GK字打头的车牌是政府车辆),车上有人示意J停下,J不知车内何人,心生害怕,于是头也不回一路小跑,最后出现了从电话求救到对峙酒店大堂的这些场景。

可能没有在非洲生活过的人难有体会。由于贫穷且公务员薪水不高,腐败是许多非洲国家通病,渗透到官员、警察各个层级。2017年,透明国际(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)的廉洁指数报告中,肯尼亚在第180个国家之中名列第143。说是腐败,经验中,有时对方只想讨个酒钱,当地的中国人商人则往往怕事,能用钱打发的就大事化小。久而久之,中国社群面对当地警察也产生了不安情绪,很怕惹上麻烦后又无法自辩。

而另一方面,随着中国人数量在肯尼亚不断增多,有中国劳工在当地非法居留的流言也在民间流传。肯尼亚对中国公民允许用网上申请的三个月旅行签证入境,而工作签证的申请流程漫长且昂贵,少数来非洲打工的中国移民借着旅游签证的便利寻找工作机会,也并不让人吃惊。

此时,等待了J两个小时的我开始有些失去耐心。我先入为主地认为,警察无非想要点钱,但我自从来肯之后还没有为此妥协,因此这次我也绝不妥协。我向对方出示记者证件,煞有介事地要求看对方的证件,同时表示他们这样无理查人是不对的,我们也不是非法移民,等他们意识到这是个错误便会后悔。为了让自己更有底气,我打了个电话让一名当地的记者朋友从附近赶来,以免碰上什么我无法招架的法律问题。

我身边的中国经理为我的强势态度感到不安起来。他凑过来小声叫我稍安勿躁,谈判的事情让他出面。他一直打着圆场,告诉对方有话好说,同时叮嘱我,叫我不要再情绪用事。同时,J的室友正在给J送护照的路上,上面的工作签证可以确认J并不是非法移民。

不久后我的记者朋友到了。他用斯瓦西里语跟对方沟通,同时查看了对方的证件。这里有一个背景。近年来,索马里青年党活动猖獗,肯尼亚因支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反恐行动,不时遭遇恐怖威胁。在肯尼亚,出入大型商场或写字楼均要安检,警察在执法上自然也被授予了更多权力。

在与几名警察和他们所属的警局电话沟通后,我的朋友让我们先等护照送来再看情况。不久后,J的室友把护照送到酒店,一个警察头子把上面的工作签证反复查证,最后问道:既然你有签证,为什么要跑?

J忍不住笑了,说,你们可能也懂,中国人都怕你们啊,何况你们穿着便衣,我无法分辨真假。

一来一去的回答,道出了双方的无奈。

无论如何,事情算是有惊无险的告一段落。我的记者朋友后来告诉我,这些警察确是警察,但是看他们警官证上的级别,应该不属防暴警察,可能有越权执法的嫌疑。但是无论如何,我不应该跟警察理论,还是应该配合为主。

我自觉好像帮了倒忙,还没缓过神来,酒店经理从我身边走过,我忙不迭道谢,同时为我们干扰了酒店的营业向他道歉。他教我下次遇到这种情况要以商量为主,要是被警察强行带走,事情就被动很多。离开时他还对我说,“看你们的英文能力就知道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。不像我们,在这里做生意,凡事都要自己小心打点,警察的关系也要维系,没法冲动。可能这种感觉你们体会不了”。

这件小事和那位酒店经理我多年以后依然记得,每次想起仍会有些尴尬和内疚。我曾庆幸自己的教育教会我思考和论理,思辨权利及义务,但某一天在另一个时空情景下,我过高的估计了它在实际中运用的意义。或许J、酒店经理还有三个肯尼亚警察也同我一样,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向对方强加了自己的假设,只不过经验和对差异的包容各有不同。是这些假设构成了这场小闹剧的基调。

我想,把这样的思考放大,在中国和非洲互动不断加强的今天,不同的经验和想象在人和机构的互动中不断碰撞,从个体层面为中国和非洲关系带来变数。那么,在中非关系飞速发展的今天,与宏大计划并存的是否还应有不断聆听和理解对方诉求的能力,如此以来,中国和非洲间合作才能以满足各自利益为基础,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前进。

我想以自己和一位好友W在飞机上的一次对话做结。那时的我正被自己在肯尼亚的几次工作经历弄得士气低落,工作文化上的差异使我与我的肯尼亚同事们常有误会,双方的理解和技能差距也让工作效率停滞不前。W则跟我分享她在布隆迪做实习的时候如何与一名只有初中文化,在当地做床垫买卖的广州商人成为挚友,以及她在做为世界银行中非合作项目顾问时遇到的种种困难,和解决这些困难的要诀。

最后W说,这些经历让她知道,想要真正让发展政策落到实处,尤其在发展中世界,智商和知识的作用往往被过高估计了。我们不能用发展程度高,能力更强这样的借口自我中心地思考问题,反而沟通、耐心和共情的能力往往更为重要。想起她的广州朋友,W感叹道,“非洲一直让我相信,人和人的关系可以超过种族、阶层还有文化的隔膜”。

在北京难得的、伴随盛会而来的蓝天之下,我又想起了我与非洲的这件小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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